在24日教育部举行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集体采访会上，与会者带来的信息让人兴奋：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我校致远学院的毕业生已经达到国际一流大学前5％学生的水准，95%的毕业生走进普林斯顿、康奈尔、耶鲁等国内外一流大学深造；力克麻省理工、斯坦福、东京大学，三次摘取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ACM）全球总冠军……”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说：“清华学堂2012年首届毕业生绝大多数选择在国内外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继续攻读基础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其中不乏哈佛、麻省理工等国际一流名校，我们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被计算机学科国际评估专家评价为‘拥有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陈初升说：“经过英才班系统的科学训练，一批同学开始崭露头角。2012年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iGEM）国际总决赛中，由严济慈班（09级）康恺同学任队长，陈锴沣同学担任副队长的中国科大代表队获得本次比赛软件组的最高奖项：最佳软件项目奖。”
致远学院、清华学堂、英才班，虽然在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名称，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该计划自2009年起，先行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领域，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9所高校实施，从实施4年来的情况看，“拔尖计划”正在成为我国未来产生国际一流科学家的摇篮，其在寻找优秀学生、培养优秀学生过程中形成的人才培养观念和教学模式，也成为撬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股力量。
汇聚有志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优秀学生
美国、德国、法国的经验表明，基础科学是新技术、新发明、新产业的先导、源泉和后盾，重视基础学科发展，汇聚世界基础学科杰出人才，逐步形成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是他们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
但是，有一段时间，基础学科在我国呈弱势状态。“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男生的梦想大多是成为爱因斯坦，女生的梦想大多是成为居里夫人。然而1992年随着社会经济全面转型，数学系学生要求转学金融，物理系学生要求转学应用科学，我们的老校长还收到过学数学、物理的学生来信呼吁‘救救我们吧，救救孩子’。可以说，很多孩子对基础科学前途充满迷茫。还有一项针对中小学生的调查，‘从事科学研究’被孩子们列在倒数第二位。”陈初升的这段话，说明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基础科学研究面临的局面：虽然仍受社会尊重，却被敬而远之。
占领世界科学的高峰，就必须在基础学科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汇聚起那些有志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优秀学生，通过因材施教，把他们培养成为拔尖人才和领军人才。于是，在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的推动下，“拔尖计划”应运而生，“其目的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建立拔尖人才重点培养体制机制，吸引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介绍说。
在高考对人才区分度变低的情况下，遴选出适合“计划”的优秀学生本身就是“拔尖计划”的重要工作。4年来，19所高校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例如在标准上注重多方面考察，综合考虑学生的兴趣志向、学科潜力、综合能力、心理素质等因素，科学地看待“偏才”“怪才”。在选拔方式上采取多途径遴选，通过自主招生、二次选拔、与高中衔接等渠道选拔，避免应试，注重平常考察。在选拔过程中实行多阶段动态进出，对进入计划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查、慎重分流，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减少功利、重在长远。一批著名教授还亲自出面选拔学生，如清华大学邀请国内外教授共同组成专家组面试学生，姚期智教授亲自参与面试，着重考察学生的科学基础、科学志向、科学素质等。
以大师滋养“未来的大师”
“拔尖计划”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高校不惜代价，聘请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国内外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担任导师，组织学生研讨交流，其中两院院士、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高水平专家学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清华大学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等世界级科学家，北京大学有陈佳洱、田刚等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有蔡申瓯、何小刚、季向东等国家特聘专家，吉林大学有冯守华院士、宋天佑、李勇、滕利荣等国家教学名师，他们都参加到“计划”中来。
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子贺和北京大学本科生严梦媛都是学校“拔尖计划”中的一员，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师们的言传身教让他们一生都获益匪浅。王子贺说：“姚期智教授亲自给我们上课，他还邀请许多世界级科学家到课堂上与我们交流。”据初步统计，仅2013年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近150所国际知名高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的350余名国际知名学者教授，以授课、讲座、研讨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拔尖计划”的学生培养过程中。
大师的滋养促成了“未来的大师”成长，在那些启动“拔尖计划”较早的高校，毕业生已崭露头角。比如，北京大学曹霆同学2012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文章。复旦大学达佩玫同学以第一作者在《纳米快报》（Nano Letters）上发表研究成果；任东同学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化学顶尖学术期刊《美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上发表文章，同时他还以本科生身份受邀参加了2012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均相催化论坛。图灵奖获得者、康奈尔大学的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 Hopcroft）教授多次给予上海交大致远学院学生这样的评价：“致远学院的学生和康奈尔的学生同样优秀，不同之处在于，致远的优秀生比例要远远大于康奈尔的学生。”
“在本领域国际一流大学深造”的深刻意义
张大良将“拔尖计划”的人才培养模式总结为“一制三化”，即导师制，小班化、国际化、个性化。“导师们指导学生规划学业、课外阅读与科学研究，推进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创新科研训练；小班化教学注重启发式、探究式、研究式学习方法；个性化鼓励学生以兴趣为导向自主选择导师、课程，开展科研训练，进行学术探索；国际化不仅注重引进国际大师，还将学生交换到国外交流学习。总的来看，这样的培养让‘拔尖计划’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整合能力、相互协作能力上表现突出，这样的培养也真正培养出了一批有热情，以崇尚科学、追求学术为人生理想的优秀学生。”他介绍说。
的确，来自19所参与学校的报告显示，“拔尖计划”学生在本领域深造，在国内外一流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占绝大多数。“过去基础学科的本科生在本领域继续深造的不多，数学专业毕业去做金融，物理专业毕业去外企工作是常态。但我们‘拔尖计划’第一批学生全部选择了在本领域深造，而且有4位学生‘杀’进了过去我们根本进不去的国际一流大学博士，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袁驷说。
那么，辛辛苦苦投入精力经费培养的“拔尖计划”学生都跑到国外一流大学读博士，算不算“人才流失”呢？对此，陈初升说：“我们在基础学科上与国外一流水平还有差距，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到最好的一流大学去发展。我们统计过，中科大送出去留学的学生最多，但近年来引进回来的中科大毕业生也是最多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有为世界科学作贡献的胸怀，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但科学是无国界的。”张大良也认为要辩证地、长远地看待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只看本科生出国留学就说是人才流失，还要看到有多少博士回国来发展，2013年的数据显示，留学归国人员数量在持续增长。”（本报北京2月24日电 本报记者 王庆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