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因其对计算理论做出了诸多“根本性的、意义重大的”贡献，获得该年度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图灵奖，成为唯一荣获该奖的华人。
姚期智院士课堂风采
2004年，57岁的他毅然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卖掉了在美国的房子，正式加盟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任全职教授。
2005年，由他主导并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共同合作的“软件科学实验班”（“姚班”）在清华成立，由此逐步建立中国的计算机理论科学的研究队伍，以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
2017年2月，他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加入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从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就是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
从清华大学东门一进去，就是姚期智办公的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大楼。FIT楼灰扑扑的，围着楼种着高大的梧桐树。俗话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亚洲的第一位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就是这样一只“金凤凰”。
“图灵奖得主大多数是美国的学者，计算机科学领域发展得最好最快、优秀学者最多的地方，还是美国。我觉得任何一个学科，专注于培养得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还是要按部就班地把基础做好，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这其中自然会有人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姚期智说。
科技强国需要“品牌”
不少人听说姚期智，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与物理学家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转为中国国籍。但对于中国许多爱好计算机的孩子和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研究院来说，姚期智和他的“姚班”，名头如雷贯耳。
另外一位图灵奖获得者JohnHopcroft曾对“姚班”有过这样的评价：“‘姚班’有世界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对于这一评价，姚期智自信地认为：当之无愧。
“我们本科的毕业生被国外顶级大学如MIT（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普林斯顿等竞相争取为研究生。我认为，‘姚班’的文化已经建设成功，一年级传承一年级。”姚期智说，“我们有的本科生在本科阶段所发表的论文，已完全可以作为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这样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是罕见的。”
10年间，一批批创新人才从“姚班”迈向了世界的学术舞台。“现在美国、亚洲优秀的计算机研究机构，有很多‘姚班’的校友。他们都还比较年轻，随着时间推移，‘姚班’的品牌效应会越来越大。”
在2004年，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来到清华任教的时候，“姚班”的培养模式与它最终能呈现的成果还都只是个构想。“我当时花了较多时间在教学上，很多本科生的课都是我先教一次甚至两三次。后来我们渐渐引进了一群高水平科研人员，这些年轻教授成长起来，能接替许多教学与行政工作。所以我现在教学与行政上的责任已经轻了，80%的时间都返回到我自己专长的科学研究。”
“姚班”还不是姚期智打造出的唯一品牌：“我认为做事情要一样一样来，每做一件事一定要打造出一个品牌，有令人惊艳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回国后做了两件事：在教育上，推出‘姚班’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品牌；在科研上，过去6年里，我们建设完成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则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尖端科研品牌。”
姚期智说：“当初图灵所发明的计算机模式，60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的日益精密，已到达瓶颈，急需新的计算模式来引领未来发展。30多年前，物理学家首先提出用最现代的量子物理原理制造出全新的计算机。我过去二十几年的专业之一，就是探讨新的量子算法及密码。2010年时，我感觉到量子计算机即将进入一个起飞阶段，中国必须及时投入此重要领域的研究。清华大学领导协助我向国家申请经费，于2011年建立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做出世界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是每个科技大国都在‘抢’的一场竞赛。我们的对手是美国、欧洲、加拿大最前沿的实验室。如今，经过6年努力，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堪称是世界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之一。
“量子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将会在很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中国科学界能够耐心、脚踏实地、一个一个品牌地做，等聚集很多品牌的时候，中国就能达到科技强国的目标了。”
让更多科技精英回归
不到一个月之前，媒体传出姚期智和杨振宁两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已放弃美国国籍转回中国国籍的消息。中科院为了能让他们顺利从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籍院士，还特意修改了章程。这件事曾在媒体上引发广泛的讨论，但在姚期智看来，未来几年，中国即将迎来精英人才归国的“井喷”期。
比如说，“‘姚班’的多数学生本科毕业之后还是会选择出国，因为计算机科学研究最前沿的地方在美国。但是他们许多还是会回来的。不一定每个都回来，但只要成就最好的学生里面有一半能回来，对我们的发展就是极大的帮助。”姚期智说。
姚期智认为，目前已经有不少优秀人才学成归国。“虽然有些尖端的科研领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回国潮’，但我们不用着急。一方面研究机构要有一些制度，使大家回来之后生活上能够匹配，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创造出一个科研环境，让科学家觉得回中国是他们最好的出路。我认为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多数中国人还都是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进行科研项目。以前不少精英人才出国去，是因为我们的科研实力跟国外差得很远，回国来也没什么用。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扎扎实实把中国科研在某几个方面推向一个高峰，让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感觉得到回到祖国来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中国当前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的经济及各方面成长都很快，而且国家更把科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来强调。在美国、欧洲这些地方都没有把科学、科学家在国家层面如此重视，这一点中国是很有超前视野的。”姚期智说。
姚期智认为，当国家的科研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发生巨大浪潮。“这个浪潮一定会发生，以我对中国科研推动的感觉，我认为今后5年会是一个契机。因为‘十三五’规划确立了不少大型的项目，选择的都是最正确的方向，在很多重要的方向我们也有了非常好的领军人物。他们必能善用这些资源，带领优秀团队，做出骄人的成果。”
“可能有些人觉得，尽管这几年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很大，‘回国潮’发生得仍不够快。但是我认为，我们不用着急，依照规律推进，一个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就像排山倒海一样。”
多元社会拥有无限可能
“依照规律推进”，这似乎是姚期智的思路。因此，当我向姚期智提出“陈凯先之问”，他没有直接去想“怎么答”，而是把问题引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我们为什么要追问“陈凯先之问”？
在姚期智看来，“陈凯先之问”与其说是在拷问社会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态度，不如说是在思索作为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国，如何建设和营造科学的繁荣，科学的繁荣又该如何助力中国的全面复兴。
“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众多科学家，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更不用强求每个人都想当科学家。”姚期智说。
真是惊人之语。
“其实如果你去美国，美国的小孩也会崇拜篮球明星或者歌星、演员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在街上其实也没多少人认识他的。”姚期智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回到“陈凯先之问”，他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如何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科研领域，以及荣誉和桂冠应该授予什么样的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姚期智看来，一个教师、一所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所能为孩子们提供的最好的引导，莫过于为他们呈现丰富的学科愿景与未来，告诉他们每个学科的魅力所在，然后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自己最喜欢，也最适合的领域。
在这里，姚期智提出了一个观点：要想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教育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我过去几年参与了中国科协的‘中学生英才计划’，去各地给一些中学生上课。其中有来自发达地区的孩子，也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他们对计算机科学的认识水平固然有差距，但是都是一样那么聪明好学。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学科的远景展示给他们，向孩子们介绍这个学科美在哪儿，希望能吸引最有兴趣的孩子进入计算机学科领域。跟孩子们相处很开心，我觉得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这样展示的机会，建立起科学与孩子之间的通路。”
而至于第二个层次，姚期智认为，只要是正当职业，一个孩子想要做什么都是值得鼓励的。在他看来，荣誉属于每一个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贡献的人。
“年轻人想当歌星没什么不好，如果以后真的能成歌星那也是挺好的事。这是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创造性的想法。去年‘姚班’有个名列前茅的学生，以他的成绩申请国外哪个顶尖研究所，人家都会非常欢迎。但是他却哪里都没申请，而决定毕业后留在国内创业。我很支持这样的选择。在我们班里也有不少本科生毕业之后转去研究物理、金融或其他领域，这也很好。他们对科学都已有扎实的基础，并且有自己热衷的方向，必能发挥潜力有所成就，这才会给我们带来多元而繁荣的社会。”
记者手记
种树的“金凤凰”
给姚期智发过电子邮件的人都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是Andrew。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男子的勇力。回望他所做的事情，也的确是很需要一些这样的勇力的。
2004年回到中国的时候，计算机算法和复杂性领域几乎还看不到中国国内学者的身影。面对学术空白，姚期智并没有“择木而栖”。
他知道，顶尖的科研需要顶尖的平台，于是，这只“金凤凰”自己种了一棵梧桐树。
他的到来不但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缺，更白手起家创立了清华大学交叉信息学院，让清华集齐了理论、应用、系统结构和软件这四大领域的优秀学者。
“一个研究机构，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文化。有人说建设一个大学文化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是在清华10年，我们的文化已经成型了。大学里就是这样，新生看老生、新教师看老教师。我们现在拥有世界瞩目的品牌，更拥有一个强调科学家正直品格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有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过来；留学的孩子，也更会愿意回来。”姚期智说。
曾有人说，图灵奖和诺贝尔奖的区别是：扎实勤恳的努力或许能获得诺贝尔奖，但要想获得图灵奖，必须是真正的天才。去采访姚期智之前，我曾经跟同事戏谑，他很可能是我记者生涯中采访的智商最高的人了。听了这话，姚期智哈哈大笑着摇头，但深入采访之中，他却一次又一次改变了我的观念，为我打开了新的窗：我问他需不需要平衡工作与教学，他说不；我问他会不会担心“姚班”的毕业生都出国去了，他说不；我问他，是不是觉得社会不大尊重科学和科学家，他仍然说不。
看似跟你想的完全不同，其实往往一针就扎进问题的“肉”里。
就像“陈凯先之问”，他不是用回答，而是用反问来回应，把这个“反问”扎进“陈凯先之问”的核心：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说着说着，他瞧出我的不赞同，像个老师一样笑着说：“你都录音了吧，你可以回去根据录音再想一想，整理整理思路。”十足的自信，仿佛最后我一定会认同。
于是，照他说的，我回来听着录音仔细琢磨，发现其实姚期智所给我的每一个“不”，都跟他的经历高度相关：在科研的领域里，姚期智始终游刃有余;归国十几年，清华大学从行政、资金、平台上给了姚期智最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群全中国最聪明的学生。
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姚期智从不担心中国科研的环境，对中国科研领域乃至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这信心让他的想法跳脱却坚定：鼓励创新，欢迎质疑，接纳所有的可能性。当一个问题离你很遥远，够不着的时候，想尽办法跳得更高，或者自己动手搭个梯子，在他看来都可以试试。
就像他自己种下的那棵已经长出葱翠枝丫的树一样。
图灵奖
图灵奖(A.M.TuringAward，又译“杜林奖”)，由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于1966年设立，又叫“A.M.图灵奖”，专门奖励那些对计算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其名称取自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英国科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由于图灵奖对获奖条件要求极高，评奖程序又是极严，一般每年只奖励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只有极少数年度有两名合作者或在同一方向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共享此奖。因此它是计算机界最负盛名、最崇高的一个奖项，有“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